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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了这些，你就把中国三农问题搞明白了
发布时间:2019-09-03
务农重本，国之大纲。三农问题，既是生产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；既是经济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，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。尤其在当今信息化社会，三农问题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，例如食品安全、粮食安全、农村土地问题等等。这对提高三农问题的关注度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支农惠农，无疑是有利的。但同时也存在对某些三农话题过热、过度炒作现象，也有不少认识不清、思辨不明的问题。为此，《农民日报》特邀三农问题专家、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，开始专栏、连载两个月，为大家讲解三农领域14个热点问题，既是澄清认识，亦是交流探讨。
什么是三农问题？
吃饭问题是什么问题？
食品安全怎么看？
转基因问题为什么纠缠不清？
土地为什么要三权分置？
农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我国未来农业会是什么样？
农产品需求有哪些特殊性？
农产品生产有哪些特殊性？
农产品价格为什么大起大落？
如何看待粮食安全问题？
如何看待我国的农产品贸易？
粮食领域要不要市场机制？
市场机制下政府干什么？
什么是三农问题？
连续了14年的一号文件，让三农问题成为国民话题。于是，在很多场合，经常有人问我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？
这是个好问题，显示了一号文件的效果，让全民关注起三农问题；这也是个“坏”问题，因为，我无法回答。
通常我会反问：“就是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啊。”“农业的什么问题？农村的什么问题？农民的什么问题？”“……”通常到这里，对话就止住了。
三农问题，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一大堆问题；既彼此纠缠，又非常不同。原因不同，性质不同，解决的路径和措施，更是复杂不同。提问者期待能用几句话，三两分钟，就说清楚。这哪里可能，否则，还需要连续发14个一号文件？
三农问题内容繁多复杂，不过，还是可以分出类别和层次的。其中最重要的，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。
农业问题，是发展农业所要解决的问题，主要是两个方面：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（包括质量安全）。农村问题，是农村中存在的问题，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：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（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）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。农民问题，是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，同样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：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各种社会权利。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，三农问题就大体上解决好了。
有不少人，包括一些有名的学者，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。理由很简单：国家越重视的，问题就越突出；都连着发了14个一号文件了，问题还不严重？！
这是错的！我国三农的所有主要方面，都比改革开放前，比起一二十年之前，有了巨大的进步。对此，有足够的公认数据和事实。一个小例子：我念研究生时，导师说每天可以喝到一瓶啤酒了，表情无比满足！现在，农民工也不会用这个当吃喝标准吧？
那么，为什么还连着发一号文件呢？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三农问题实在太重要了，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全局。粮食短缺了，出现禽流感了，影响到谁？是全社会的人；农村生态出了问题，城市同样难逃其害；农民利益保护不好，城市社会也难以稳定。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实现，都离不开解决三农问题这个基础。很多部门、很多地方、很多有话语权的专家，认识上都不怎么到位，所以，国家要发一号文件，加以突出强调！
同时，按照这种定位要求，三农还有很大不足。具体说，目前的三农问题，具有突出的相对性、局部性和发展性特点。相对性，是指城市发展太快了，现代化要求提高很快，三农跟不上；局部性，是指总体改善了，但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，区域内部也不平衡；发展性，是指有些问题，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，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。例如，改革开放前，城乡壁垒森严，没有农民工，也就没有农民工问题。解决现存的各种农民工问题，要靠新型城市化改革，而不是把农民工赶回农村去。
由于有相对性、局部性、发展性，三农问题会长期存在。将来，即便三农问题不再列入一号文件了，其重大意义也不会变。三农问题大获解决之时，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之日。
吃饭问题是什么问题？
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堂，近年来享誉京城高校，以至于我当年的大学同学也听说了，并送我一个美称：中国食堂大学校长。
其实，食堂办得好，与农大的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。不过，这个调侃性称呼，还真有些道理：中国农业大学，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建而发展的大学。吃饭问题很重要，吃饭问题不简单。
现如今，吃饭问题，早就超过填饱肚子阶段了，已经有五个层次了：吃得饱，吃得好，吃得安全，吃得健康，吃得愉悦。
吃得饱，是数量问题。在我国，是个千百年的老问题，历史上的朝代更迭，大都与此有关。现在已经退休的人，都知道天天饿肚子是什么感觉，有的还知道吃糠吃树皮的滋味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食堂吃饭是要粮票的。发粮票，就是限定数量。男生的定额不够，就到女生那里去讨要。讲这些给90后的孩子们听，他们会很好奇。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是我国农业巨大进步的表现。想想几十年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农业土地的大量减少，就知道这个成果的取得，何其不易。
吃得好，是质量问题。能够基本吃饱之后，质量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我上大学时的愿望，就是发的粮票中，能够全是细粮，没有粗粮；别的方面，想都想不到。印象中当时的副食品商店，柜台里边，长长的一排，全是一种罐头。现在各种农产品的品类极大丰富，品味等方面的质量极大提高，同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相比，已经恍如隔世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，吃得好的问题，取决于生产；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，吃得好的问题，取决于工资单。二者相互制约。
吃得安全，是食品安全性问题。吃饱了和吃好了之后，就对食品安全问题，更加敏感，更加关切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涉及到的因素很多。这里只想指出：保证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，是生产者。生产者需要有“两心”：良心和畏惧心。良心很重要，但仅靠良心靠不住，更管用的是畏惧心。畏惧心何来？要靠严密监管，靠严厉惩罚。造假者都有侥幸心理，利令智昏。因此，惩罚一定要严厉，让每一个造假者都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，直至送进铁窗。科学家也有责任，要研发出高效的监管技术。例如，三聚氰胺牛奶，已经可以绝迹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有检测利器，一两分钟，几块钱，结果立现。哪个还敢再造假？至于消费者自身，其实是很无力的；消费者所能做的，至多是选择厂家品牌。也许，新兴的网络平台直销，会大大改善食品安全保障，因为有可追溯性。
吃得健康，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吃饭问题，是饮食习惯是否科学的问题。前三个层面的吃饭问题，主要与生产者相关，而吃得健康问题，主要与消费者自身有关。随着社会发展，饮食不健康问题日益突出。从实际后果看，吃得不健康问题，是常见的，普遍的，大量的，远远超过个案性质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。但人们对吃得健康问题的关注，却非常不够。对自身消费偏好的约束和改变，需要很强大的决心和毅力。
吃得愉悦，是一个吃饭问题的新领域，是吃饭方面的增值服务，与吃的方式和环境有关。方便食品和外卖，属于便利服务；在外就餐和旅游就餐，属于特色和环境方面的增值服务。同样的吃，同样的喝，不同的方式、地点和环境，愉悦感觉很不相同。这是一个方兴未艾、需求膨胀的新领域，从高收入阶层，快速扩散到大众。
解决吃饭问题，就是解决以上5个方面的问题。挑战很大，潜力很大，商机也很大。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了。
食品安全怎么看？
一次，出差坐飞机，邻座上来一位名人。得知我的身份后，开口就问：您说，现在吃的东西，还有什么是安全的？我一时语塞。然后反问他，有微信，看朋友圈吧？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我说，那您什么也不能吃！
不过，如果你拿着手机，到任何一个超市中去，要找出朋友圈中说的问题产品，可能一样也找不到。
这就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。问题事件，是个案，是偶发的；但是影响，却是全面的，持久的，不断重复——在网络上和朋友圈中，是以光的速度，以几何级数，增长扩散……同时传播的，还有大量的谣言。
毋庸讳言，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存在，但现在的情况，比起以前，已经大大好转。一个基本事实是：一些毒性大的农药，原来是可以随便使用的，而近年来已经被禁止。例如，去年某地个别农民种植韭菜用了甲胺磷，舆论哗然。其实，该农药被禁止使用，是2006年的事；那以前，农民一直在使用的。
随着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科学检测的手段日益先进，国家的管理和监控，这些年来不断强化。原来不作为问题的，现在列为问题了；原来没有发现的，现在发现了。
三聚氰胺牛奶事件，是个分界点。那以后，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，变得极为敏感。
一些媒体的误报和误导，加剧了老百姓的恐慌心理。误报，就是传播谣言，例如人造鸡蛋、棉花肉松、塑料大米、香蕉致癌、草莓致癌、防腐剂西瓜等等。一份影响力很大的刊物，也转载过谣言，说反季节作物、彩色辣椒、圣女果、甜玉米等都是转基因的。
媒体也有过误导：报道的是真相，但不是全部真相。例如，有媒体报道说，某葡萄酒检测出农药残留，该农药有导致肝癌的风险。而没有报道的是，该残留含量极低，仅为欧盟限量标准的几十分之一。2014年某电视台做了湖北转基因大米的报道，41分钟的节目中，展现的都是违规种植和销售，而没有提一句安全性问题。那个新闻频道节目在采访过程中，应该知道那些转基因大米是已经获得了安全证书的。那为什么不告诉观众？我不好妄测原因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如果说了几十分之一和有安全证书，看电视的可能就换台了。
有时，有关政府部门人员的表达不当，也会产生误导。记得几年前，针对牛奶事件，有关部门的官员说，我国99%的牛奶都是合格的，安全的。这样说，本意是要安抚人心，而效果却适得其反。因为，他没有说清楚，那不合格的1%在哪里，是1%的企业？还是所有企业产品的1%？更没有说清楚那1%的产品，存在什么问题？如何甄别？
饭桌上，人们常问我的另一个问题，是关于有机食品。几乎所有人的潜意识中，都认为有机食品的安全性最高。这是误解。实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。因为，有机食品不是质量标准，而是生产方式标准，是不使用化学品而已。科学使用化学品，并不会造成安全问题，而不使用农药等，却有可能造成虫害污染并导发黄曲霉素，那是可以致癌的。自然状态下散养的鸡就安全吗？有禽流感的，都是散养卖到活禽市场上的。迄今为止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有机产品比常规产品更安全。
食品安全问题，尽管属于偶发事件、个案问题，直接影响不大，但波及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对社会心理影响非常之大。发生了食品安全事件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消费者。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，无辜的生产者同行也跟着倒大霉，发生巨额损失。三聚氰胺牛奶事件对全国奶业的损害，禽流感对整个家禽业的损害，都是极其巨大的。
因此，对于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个别害群之马，一定要严惩不贷，绳之以法，零容忍。
转基因问题为什么纠缠不清？
几年前，一个学生给学校的校长信箱写信，对转基因表示疑虑，问学校食堂是否有转基因食品。我立刻联想到多年前农业部幼儿园“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”传言的风波，担心后勤部门回答不准确，引起新的流言，于是就请了生物和食品专业的教授做了回复。果然，社会上有人关注到了，在网络上发表了评论，称这是中国农大对转基因问题的官方态度。
转基因问题，近几年受到了社会的极高关注。对我而言，几乎是如影相随，在各种场合都有人问我的看法，包括会议餐桌、私人聚会、出差飞机、政协会议等。甚至我作有关大学教育改革的报告，互动环节中也有人提转基因问题。我时任农大校长的身份，是主要原因；即使我不是生物学家，也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。
不过，从农业政策的角度，我开始关注转基因问题，也确实比较早；在2000年就发表了转基因政策研究报告，提出了积极支持转基因研究的建议。当时读了有关资料，也与哈佛大学教授做过讨论。认识到，根据国际经验，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，使用转基因技术，能够节省农药投入，保护环境，节省成本，增加农民收入。
现在，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大规模种植，已经超过20年了。国内外科学家群体、食品与健康方面的权威机构，都一直坚持上述看法。
普通老百姓对转基因问题有疑虑，有担心，是正常现象。转基因的科普工作太难了，生物学方面的那些科学道理，那么艰涩，老百姓如何听得懂。而那些转基因有害的谣言，却通俗易懂。要说清楚Bt基因能够杀死虫子而对人体无害，需要说很多令人“晕菜”的专业术语；而说能杀虫子就能杀人，只需要一个比喻：敌敌畏能够杀蚊虫和老鼠，你敢说对人体无害？喝一瓶试试？
我们的生活中，充满了各种科学技术，普通老百姓要都弄清楚了才去用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老百姓只能相信科学家，相信行业专家。普通人去医院看病，医生给开了若干药，病人通常会老老实实服用，而不会去问药品的生物化学药理知识。这里边暗含着对医生的信任，包括两个方面的信任：第一，医生不会故意谋害你；第二，医生的专业知识是对的。
在转基因问题上，很多人却不肯相信科学家。反转基因的人说，科学家被利益集团收买了。无论这种说法如何荒唐，却很合乎我国老百姓的心理：贪官被利益集团收买了，就出现了豆腐渣工程；科学家被利益集团收买了，自然也可以弄出坏东西来。
即便，退一万步，做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假设，全世界的转基因技术专家都被利益集团收买了，那也还有政府呢！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转基因食品，哪一种没有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查，没有安全证书？反转基因者的解释也很简单：政府，也统统被利益集团收买了！包括美国政府，也包括中国政府。于是，转基因被说成了利益集团的一个天大的阴谋。这个转基因的阴谋论，不需要任何事实和逻辑依据，却迷惑了很多人。对了，最早的版本，还说美国人不吃转基因，专门种了谋害中国人的；后来不说这个了，因为要维持这个谎言，难度实在太大了。
近几年，国人对转基因问题的认识，已经有了很大进步。越来越多的人，能够理性地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。科普很重要，科普专家们还要继续努力；科研更重要，科学家们要加倍努力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，“要大胆研究创新，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”。而普通老百姓，只需要对科学家群体和政府部门，多一些最基本的信任。
土地为什么要三权分置？
几百年前，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：土地是财富之母……
几十年前，一位中国诗人说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两个人说的都是土地的重要性，一个是从经济上，一个是从情感上。而对于靠土地谋生的农民来说，土地就是命根子。
从90年前的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到70年前的土地改革，到40年前的农村改革，核心都是土地。这说明，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更是整个国家发展与稳定的基础。
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制度安排，是所有制问题。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章汗牛充栋，讨论和争论的核心，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。在理论和学术上，可以不断争论下去，但是，对于决策者来说，无法等待，只能选择。这种选择，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。这种选择，也没有标准答案，不同的国情等具体情况下，最佳选择不同。对理论理解得越透彻，对实践了解得越深入，得出的结论就越科学，选择就越可行。
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，我自己的认识，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。开始时是一种想法，然后有过摇摆，最后坚定了一种观点：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安排，是最适于我国情况的选择。
这要从农村土地的功能说起。农村土地的功能很多，有上述诗人表达出来的情感功能，有环境生态功能等等，而最为基本的功能，是上述经济学家所说的功能，即生产资料功能。在美国、巴西这样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国家中，尤其如此。而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国家中，尤其是在我国，在城乡制度差别仍然存在的情况下，土地还有另外一项基本功能：社会保障。
这种社会保障功能，事关重大。我国有2亿多农民工，他们在城市中打工，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，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。因此，当遭遇失业时，他们只能返回农村，而农村的那块承包地，就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，一种托底性质的社会保障。
近年来，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很快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，成为必需。这时，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，就出现了冲突：生产资料功能要求流转，而社会保障功能则要求稳定。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两种功能，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。土地的三权分置，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，即把土地产权关系划分为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；所有权归集体，承包权归农户，经营权归具体的使用者。实际上，就是把原来的承包经营权，明确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。
集体所有权。我认为，有两方面重大意义。一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，这是社会制度要求；二是更好地进行用途管制，保护土地，不让土地被滥用或转为非农地。在我国，如果实行私有制，则农村土地用途管制会很难，会出大问题。就像很多城市小区中的私搭乱建，一旦失控，法不责众，后果就不可收拾。另外，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征用，也将变得更为困难。
农户承包权。这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的体现，为农户提供托底性的社会保障。农户承包权，应该永久不变。只要农户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，就不能被以任何方式剥夺承包权。否则，就会出现土地兼并，出现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问题。有人主张可用承包权做信贷抵押，这是直接破坏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，无异于杀鸡取卵。放开了这一点，就等于放开了土地兼并，为城市贫民窟提供人口。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，有别的更好的办法。
经营权。这是承包权的价值体现。获得承包权的农户，具有初始经营权。行使这项经营权，可以自己种地，获得经营收入；也可以转让出去，获得地租收入，同时保留承包权，即保留收回经营权的权利。打个比方，就像城里人的产权房，既可以自己住，也可以出租给别人住；出租之后，也是保留着收回来自己住的权利。把经营权与承包权拆分开来，更有利于打消农户转出经营权的疑虑，更有利于那些真心想做大做强农业的人，取得更多的经营土地，推动农业现代化。美国和欧盟的大农场，大都也是租地经营的。
我觉得，从本质属性看，经营权可以称为“农业经营权”。因为，无论谁持有经营权，无论是承包农户自己，还是转给其他人或者企业，都是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，而不是别的。不少投资者眼睛盯着这项经营权，看到的不仅仅是庄稼、蔬菜和果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房子……如果明确命名为“农业经营权”，可直接断了投资者的非分之想，便于更严格地管理土地使用，更好地保护农业用地。
简言之，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、农户承包权、农业经营权三权分置，可以更好地协调、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、农户利益和农业产业发展。
农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我国目前和未来农业的发展，面临着很多问题，很多挑战。从国家的角度看，农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我觉得，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：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、越来越少的水资源、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贵的劳动力，生产出更多、更好、更安全的农产品。
这是一架天平的两端：一端是“越”字，是供给侧；另一端是“更”字，是需求侧。如何让这架天平保持平衡，是对国家的挑战。
先看需求侧。需求方面，是要实现的目标，是刚性的，没有太多好商量的余地。现在天天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从来不说需求侧结构性改革，就是这个道理；需求侧，无法改。
更多的农产品。一是人口不断增加。全面开放“二孩”政策，注入了人口增加的新动力。去年净增加了809万，今后会更多。二是收入水平不断增加。这意味着更多的消费需求，也包括更多的浪费。三是城镇人口比例上升。城镇人口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。人均算账，城里人吃的，包括城市里的农民工，比农村人多。四是工业化发展，需要消耗更多农产品原料。
更好的农产品。吃饱了之后，就要求吃得更好。主要是口感和观感，也有其他方面的更高要求。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，更好，意味着更少。口感好的水稻，往往单产较低；土猪笨鸡的味道更好，是因为多喂养了很多天，用的饲料多，产出肉量少。
更安全的农产品。这意味着要用更安全的农药等，也意味着成本更高。有成本更低也安全的办法，例如转基因技术，但是反对的声音不少。即便没有反对声音，想研发出抗性好的转基因食品，也远远没那么容易。
再看供给侧，这是应对挑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，是必须要采取各种对策克服的困难点。
越来越少的土地。城市化和现代化必然要占地。仅近5年全国被占用的耕地数量，就超过京津沪现有耕地总量，接近福建省耕地总面积，或海南省全部耕地的2倍。未来，城里的房子，还要继续盖；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，也要继续建……因此，土地的减少，也将继续。控制得当，也许会少减一点。
越来越少的水资源。看看华北平原就知道了。种出一公斤小麦要一吨水；现在华北农业要靠地下水灌溉，深度已经达到几百米了。很多地方地下水位还在逐年下降，多的每年下降一米以上。将来，可能不是有没有种小麦的水，而是有没有城乡居民喝的水和其他产业用的水。其他地方也各有不同的水资源问题，西北地区最为突出。
劳动力问题。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，谁来种地，不再是一个虚拟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农村劳动力越来越贵。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进城农民工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.7%。农民工收入大幅增加，拉动了农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。广西甘蔗人工收割成本已经占食糖价格的30%左右，新疆人工采棉成本占棉花价格的40%左右。更重要的是：劳动力成本增加是刚性的，只能升，很难降。
以上6个方面，都很明确。也许，天平的倾斜现在还不很明显。但是，如果放任自流，需求端一天天重下去，供给端一天天飘起来，结果不难想象。应对这个挑战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奇迹。奇迹的发生，在于创新，包括政策创新、科技创新、组织创新等。从国家决策的角度看，需要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：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，无法靠加班加点，不能靠临渴掘井，功夫一定要做到前面。重在完善体制机制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。
与此同时，这个对国家的重大挑战，对所有涉农产业从业者来说，都是重大机遇和重大商机。这种机遇和商机，既存在于需求侧，更存在于供给侧。只要能通过技术创新、组织创新、业态创新等，为国家解决上述挑战做出贡献，则功莫大焉，利莫大焉。
我国未来农业会是什么样？
经济学家常常被人拿来开心解闷，各种段子比比皆是。有一个是这样的。问：上帝为何创造经济学家？答：因为有经济学家的话，天气预报便显得准确多了！
准确地预测未来我国农业的发展趋势，确实是件困难事，但也是件很重要和很必要的事。对国家宏观决策如此，对投身农业的企业和从业者也是如此。
对于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模式，有很多争论。有人说美国模式，有人说欧洲模式，有人说以色列模式。也有人说，没有别的模式，就是中国模式。我想说，是所有的模式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，会有所有的这些模式：中国区域差别极大，不同地区，适合不同模式。关键词是：区域。依区域不同，形态不同。
第一种形态：规模化大田种植业。主要区域在东北、西北、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，共同特征是连片的平原，适于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。东部地区主要产品是玉米、水稻和小麦，西北地区主要是棉花。主要推动力有三个：一是劳动力成本刚性增长，越来越需要用机械替代人力；二是工业化发展，让机械变得更好更便宜；三是土地三权分置，大大有利于土地流转，实现各种形式的规模经营。美国农场使用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，现在已经可以在东北建三江平原看到，将来也会出现在其他平原地区。
第二种形态：现代设施园艺业。主要区域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。其技术特征是综合性与集成性的，包括优质高产品种、土肥植保技术、栽培模式（水培、立体等）技术、温控技术、病虫害防治技术等。产品类别是：大量蔬菜，少量水果，个别花卉。设施园艺业有很多优点：同一块土地，产出率高出几倍；受天气影响小，可以“搞乱季节”；整个生产流程可控，产品质量、规格和安全性更好。收益情况，应该普遍很好，远远高于大田；证据是，近年来扩张速度很快，设施升级很快。去荷兰的飞机降落前，满眼都是大片的现代化温室。这种景象，也正在我国东部大城市郊区出现。
第三种形态：集约养殖业。这涉及到猪禽牛羊和水产养殖。同设施园艺业类似，集约化的养殖业，也是一系列技术的综合和集成，包括畜禽水产品种、饲料技术、养殖设施、环境控制、疾病控制等。对丰富我国人民的餐桌和饭碗，养殖业贡献巨大，却鲜受表扬。倒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些抱怨，说40-50天的鸡，四五个月的猪，长得太快了，味道不地道了。想想看，当年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时，那肉吃起来自然美味无比。集约养殖业的发展，让肉蛋奶鱼从节假日才能品尝一下的奢侈品，变成老百姓的家常菜。集约养殖业的发展，也让农村院落变得干净起来，不再有猪叫鸡飞蝇舞。
第四种形态：现代林果业与土特种养业。我国山区丘陵区面积很大，这些地区，地块零散，难以实行大规模机械化；同时，传统的大田种植也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。这些地方，往往最适合发展林果业、野菜药材等土特产品种植业、土鸡山蛙等特种养殖业。这些产业往往耗费较多劳动，但产出的附加值很高。在现代物流业和加工业的支持下，能够很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。有的，还可以与乡村旅游度假休闲结合起来。
第五种形态：乡村旅游度假业。30多年前，我在德国留学时，第一次听说了乡村旅游度假，觉得像天方夜谭，不可思议。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，那时候破破烂烂的中国农村，今天会有如此的发展；乡村旅游度假，从若干年前的星星之火，现在已成燎原之势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，让城市人日益思乡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，让乡村变得更有魅力。在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过程中，城市人得到愉悦，农村人得到收入，农耕文化传统得到承续。
以上各种发展形态，正处于不断形成、完善和壮大的过程中。通过各种创新，包括政策创新、科技创新、组织创新、业态创新等，会大大加快这个进程。当以上五种农业发展形态，都达到世界最好水平，至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现有水平，我国三农“强、富、美”的宏伟蓝图和梦想，就指日可待了。
农产品需求有哪些特殊性？
有关经济学家的经典段子，还有这样一个：你只要教会鹦鹉说“需求”与“供给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位经济学家。
其实，“需求”与“供给”的极端重要性，绝不仅仅是对经济学家。政府决策者和生产决策者，也同样迫切需要弄懂“需求”与“供给”。不弄清楚农产品的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，政府决策者就会决策失误，生产决策者就会蒙受损失。
这里先讲需求。所有影响需求的那些通常因素，如价格和收入，都适用于农产品或食品。例如，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降价促销时，服装销售量大增，食品销售量也大增；农民进城务工后增加了收入，不仅会换更好的手机，也会吃更多的肉，喝更多的酒。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规律之外，农产品需求还有一些特殊规律。
首先是食品需求的刚性，也就是食品的需求弹性很小。例如，如果你的正常饭量是一碗米饭，那么，米饭从2元钱一碗降低到1元钱一碗，你也不会吃两碗；反之，米饭从2元钱一碗涨到4元钱一碗，你也不会只吃半碗。爱吃米饭的南方人，也不会因为这个月大米价格上涨了5毛钱，就改吃面食。你做菜放油，也不会因为食用油降价了，就多放点；或者涨价了，就少放点。等等。购物狂欢节促销多卖的服装，可能是真正的需求增加，因为，如果不降价，很多人当时不会买，过后也不会买；而当天多卖出的大米和食用油，并不是真正的需求增加，不过是购买时间的变化，把原本计划在后几个月买的东西，提前到那一天来买；或者，是增加了对某些商家产品的购买，而减少了对别的商家产品的购买。
第二是食品消费的持续性。俗话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每天不光要吃大米白面，也要吃水果蔬菜，要吃肉禽蛋奶……大米白面可以按月甚至按年一次性购买，但水果蔬菜和肉禽蛋奶不行，保鲜困难，需要每天购买；即便有冰箱冰柜，也至少要按周购买。食品消费的这种持续性，或者叫不可间断性，对于市场供给和价格，关系重大。
第三是食品的可替代性。通常说来，主食的可替代性较低，副食类的可替代性较强，同类产品的可替代性更强。例如，不管冬天夏天，无论价格高点低点，愿吃米饭的人总买大米，愿吃面食的人总是买面食或面粉；而在购买水果或蔬菜时，则会更注意价格标签，然后才决定是否放到购物车中（土豪当然除外）。人们通常多买旺季的蔬菜，少买淡季的蔬菜。这就是替代效应。同一种产品，不同品种或品牌之间的替代性就更强了。
以上这些，是食品需求的一般性规律。此外，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个体来说，具体的食品消费结构特点，也各有不同。主要因素是两个：收入高低和个人偏好。
根据统计数据，在城镇人口中，收入最高端的10%的人口，每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超过1万元，而收入最低端的10%的人口，其相应数据仅为3300多元。这种两倍之大的货币支出差距，主要不是数量的差距，而是结构的不同，是食品消费品类和质量的不同。高收入人口的高支出，应该是高价和高附加值产品消费多的体现。高收入人群在进行食品购买时，考虑更多的是个人喜好，受价格影响要小得多。低收入人群则反之。这是因为，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更大，将近7倍，远远大于食品支出的差别。上述高收入人口尽管食品支出额要高得多，但占其收入的比例只有16%，而低收入人口的食品支出额尽管少得多，但占收入比例却高达40%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觉得，判断高收入阶层，可用一个简易标准：如果每次在超市中购买食品时，都是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而不怎么在乎价格……那就是了。
近年来，食品消费需求也出现了若干新形态。例如，某知名网站，与辽宁的某个优质水稻生产基地签订了收购合约，按照每亩9999元的价格，收购水稻。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计价方式，按照面积而不是重量。实际上，这是大米的定制生产，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生产要求。那个基地的水稻生产，是参照有机农业的生产规程，每亩的大米产量较低，在300-400斤。折算起来，每斤大米的价格为25-30元。这样的定制生产是完全可追溯的，可追溯到具体的地块。有的还在地块上安装监视装置，购买者可以通过网络，实时观察水稻长势和田间作业。假期的时候，还可以带着孩子到现场考察体验农耕文化。这样的方式，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综合性需求，包括口味、安全性、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心理需求。这也是一种新兴的食品需求行为，主要也是高收入阶层的，是小众需求。
个人偏好的作用也很大。影响个人偏好的因素太多了，包括地域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文化（民族、宗教）、心理（从众性，如喝咖啡）、生理（如糖尿病患者）等等。
以上这些农产品需求的特殊性，孤立地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，与生产供给方面的特殊性对照起来看，就会发现有大问题了：两者常常对不上。对不上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市场价格波动。
农产品生产有哪些特殊性？
前几年，兴起一阵风，大型工商企业要大举进入农业。据报道，炼钢的企业，互联网企业，挖煤的企业等，都说要砸下重金，大规模种菜养猪。我怀着高兴和好奇的心情，关注着后来。后来，好像就没有后来了——没有再看到隆重的下文。
农业是个古老传统的产业，但绝不简单，并不是只要砸进去钱，就能从中赚出大钱。否则，就不需要办那么多农业大学了。最早的农业大学，还是从欧洲和美国先开办起来的。
农业产业，很有些特殊的规律，不同于别的产业。要进入农业，就要了解、敬畏和顺应这些规律。以下几个方面，具有突出重要意义。
第一，是生物性。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。而无论是种植业，还是养殖业，都是与生命体打交道。要取得尽可能多、尽可能好的农产品，需要植物和动物的良好配合。这就要了解其习性，顺应其习性，然后科学地改造其习性。无论是作物，还是畜禽，都有固定的生长节奏，不能人为地加快，加多少班都没用，更不能拔苗助长。无论是作物，还是畜禽，管理照料都很复杂，需要按照每个个体、每个生长阶段的不同需要，进行精细“喂养”，还要防止风雨霜冻与虫害病害的侵害。甚至可以说，种庄稼和养畜禽，比养育人更难；给庄稼和畜禽看病，比给人看病更难。理由很简单：人会说话交流，而植物和动物不会。此外，农业产品也具有生物性，也是有“生命”的。蔬菜与水果，到了季节不收获，就要烂掉；收获了没有特殊储藏措施，也要烂掉。畜禽养到了一定时候，就要出栏屠宰，虽说也可以拖一段时间，但拖时间就是白白浪费饲料；拖不了太久，也还是要出栏屠宰，如果不能立刻卖出去，还需要更昂贵的储藏费用。这些都与工业产品很不相同。因此，农业在本质上，就是生命科技产业；农业大学在本质上，就是生命科技大学。说农业，人们往往联想到传统和落后；而说生命科技，人们就能理解其前沿性和高大上了。
第二，是季节性和生物周期性。对种植业来说，是季节性；对于养殖业来说，是生物周期性。作物的季节性决定了产品上市的旺季和淡季，决定了要有储藏业和加工业；最早的食品加工业多是为了延长储藏期，例如东北的酸菜和南方的腊肉。储藏，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季节性与食品需求持续性的矛盾。养殖业的生物周期性，是由动物的怀孕期、生长期、成熟期所决定的。季节性和生物周期性的存在，使得农业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时，生产无法及时做出反应；生产的调整，有滞后期。产品不同，滞后期长度不同：一些蔬菜和小动物，最短也要几周，大田作物半年到一年，而水果和大动物，则需要几年。例如，最著名的蛛网理论，就是基于仔母猪成熟期、怀孕期和肉猪成长期的价格波动理论；按现在的养殖水平，一个完整的生猪价格波动周期，大约是两年半到三年。
第三，是区域性。尤其是种植业，地区特征极为明显。南橘北枳，说的就是这回事。南方种甘蔗，北方长甜菜；吉林的玉米，河南的小麦，新疆的葡萄和瓜果，都比别的地方长得好；同样是大米，北方的粳米和南方的籼米，口感很不相同。这些都是自然条件所致，主要是土壤温度降雨光照的不同。此外，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，也对农业的区域特点有强化作用。例如，交通发达了之后，运输成本相对降低，使得区域比较优势更加凸显。一个突出的案例是，由于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，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萎缩，原来占全国产量70%左右，现在只有三分之一，未来5年之内可能会降低到20%以下。河南原来是东部最大的植棉省，近12年来，棉花种植面积从1400多万亩，下降到了150万亩。而新疆棉花则由于单产高、经营规模大、机械化程度高，占全国的比例已经从三分之一左右，上升到三分之二。农产品由于地域性特点突出，产生了许多地理标志产品。未来，农业的地理标志产品，会越来越多。
以上是自然属性为基础的规律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经济和社会属性的规律，叠加在自然属性的规律之上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，很不容易。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，可以每天乃至每时进行，比较简单。例如，流水线上，谁负责的流程环节的作业质量如何，是否达标，当场当时就能检查检验出来。而在农业上，很多作业质量难以当场当时检查。施肥好坏，打药如何……如何检查？只有当庄稼的长势或者最后收成出问题了，才能够被发现；而那时，已经是问题发生好久之后了。追责很难，也于事无补。我国改革前集体经营模式的失败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；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，之所以取得成功，就在于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把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权责利捆绑到一起，解决了操作者的责任感问题。世界各国的农业，都是以家庭农场为绝对主体，原因也在于此。
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殊性，农业生产显著不同于工业生产，看似容易，实则不易；进入容易，成功不易。如果还抱着落后、简单、粗放的观点来看待农业，没有耐心把功课做足做好了，就到农业上来挖矿掘金，那么，结果就不难预料。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子，说当了农业炮灰，应该就是类似的情况。
农产品价格为什么大起大落？
这些年，对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，媒体经常发出惊呼，并造出了一堆“怪异”的新词。例如，“蒜你狠”、“豆你玩”、“姜你军”、“葱击波”、“糖高宗”等等。所有这些表达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惊呼于价格的上涨。而用于价格下降的“怪异”新词很少，好像就一个“跌跌不休”。可能因为媒体人是城市消费者，对价格上涨的感觉更直接更敏感。
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大惊小怪，可能有各种原因。但其中最根本的，应该是不了解农产品需求与供给的特点。根据这些特点，一些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，属于正常现象，很难避免。
例如，葱姜蒜这类产品，属于蔬菜中的配料或辅料，同一般蔬菜相比，需求数量很少，需求弹性很小。价格降低时，居民家庭和餐馆不会多买多少；价格升高时，也不会少买多少。这是因为，葱姜蒜的调味作用，是某些菜肴不可或缺的，也不好替代；同时，用量少，占蔬菜总成本的比例很小。粮食的需求弹性也很小，其原因是作为主食，不可或缺，很难替代；所花费的钱，同肉禽蛋奶和蔬菜水果比较，也很少。
需求弹性小，是价格暴涨的基础原因。需求弹性小，意味着一个很小的供给数量变化，就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价格变化。例如，葱姜蒜的供给数量减少时，大家都不想少买，于是，价格就上涨；上涨了，还是没有人想少买，价格就继续涨……直到有人减少购买数量，或者大家都减少一点购买数量，都节约一点。葱姜蒜供给数量减少10%，就足以把价格拉涨50%或更多。这是个保守的估计。在猪肉方面，有实际数据，大家也都普遍感受到过，这就是10年前发生的猪肉价格暴涨。当时，猪肉供给量减少了8%左右，而猪肉价格上涨了60%以上。葱姜蒜的弹性系数，应该比猪肉更小，同样比例的数量降低，会引起更高幅度的价格上涨。
葱姜蒜的产量减少10%，是很容易发生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天气异常变化，包括多雨低温等，或者病虫害影响，都很容易导致10%或更大幅度的产量变化。而50%的价格上涨，足以大大刺激农民增加种植面积，乃至很多原来不种葱姜蒜的农民，也开始转种葱姜蒜。我国以小规模农户经济为主，从众和跟风的市场反应行为，非常普遍。结果呢，下一个生产周期结束时，市场上的葱姜蒜供给数量就不是增长10%了，而可能是20%、30%或更多。于是，价格必然下降。但即便下降了50%，葱姜蒜的消费需求也不会增加很多，又不是很好储藏，生产者都想卖出去，于是，只好竞相降价，价格就会跌得很惨；最后有部分产品，可能就只好任其烂掉了。然后，又开始新的周期：数量减少，价格升高，数量增加，价格下降……记得我上大学前，住在深山沟中的姥爷，自己种了大蒜拿到集市上卖，那年的价格很好。我高兴地说，姥爷，明年再多种些吧。不料，姥爷却说，明年不种了！明年种的人肯定很多，价格得下来。老人家的文化水平，只够分清楚人民币的币值，却教给了我农产品价格波动理论的第一课。
猪肉市场的波动循环是另一个突出案例。当价格上涨时，生产者通过两种方式增加生产：一是给现有的成年母猪配种，然后，经过怀孕期，生下仔猪，再养成肥猪，出售。前后需要将近一年时间；二是增加仔母猪，仔母猪成熟后，再配种，生仔猪，养肥猪，前后大约一年半时间。等到如此增加饲养的肥猪都出栏之后，市场猪肉供给量就大增，价格就开始下跌；这时，就会导致农民减少饲养量，从减少母猪开始……一个完整的波动周期，大概三年左右。
由于需求弹性小、供给量易变、产品储藏难、生物周期性等，是农产品的普遍特点，不是偶然现象，因此，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，也就是常见的了。
上述农产品价格变化的特点，可以概括为两点：第一，周期性，第二，放大性。放大性是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在反映供求关系方面，价格变化是一个信号：价格上涨时，表示短缺，反之,则表示过剩。这是人皆知之的常识。但是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个价格信号，具有放大性或夸大性。即：价格上涨得很高，并不意味着短缺特别严重；价格下降得很多，也不意味着过剩特别突出。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内在含义就是：很小的数量变化，就能够引起较大的价格变化；价格变化的幅度，是数量变化的数倍或更多；或者说，数量的变化幅度，仅仅是价格变化幅度的几分之一乃至十几分之一。
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这两个特点——周期性和价格信号放大性，意义非常重大。媒体不要做过度反应，尤其是不要再造怪异的新词，去“煽风点火”；政府不能做错误解读，以至于惊慌失措或盲目乐观，跟在市场短期波动后边“锦上添花”或“火上浇油”，而要着眼于长远性稳定措施；生产者和企业不能有错误判断，不能跟风被动盲目调整，而要主动认识和适应规律，用科学的预期，指导科学决策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些，价格的波动才会缓和乃至平稳。否则，就会加剧市场价格波动，就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，包括企业，也包括政府。
如何看待粮食安全问题？
20多年前，一个美国人写了本书，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：谁来养活中国？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做了个预测：中国将进口9000万吨玉米。事实证明，这两个经济学家的预测，的确远远不如天气预报准确。
20多年过去了，我国的粮食问题，如今让国家发愁的，不是少了，而是多了，尤其是玉米、水稻和小麦：库存太多了，多到仓库装不下；装进去的，也不能存太久，以至于只能降价卖。海量的库存，让财政补贴进入了漩涡场，让国家头疼不已。在此背景下，粮食安全问题，就成为了一个生僻话题，鲜有论及。
那么，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，真的是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？可能不行。
粮食库存多是事实，但只是表象。高库存的背后，有很多故事。这里，先不说这些复杂的故事，而只指出一个事实：库存无论多高，只是个存量。关键是“流量”，即每年生产出来的东西，能否足够当年自用，或者还有富余？这需要看一些数字。
2016年，我国谷物净进口2136万吨，主要是小麦、大米、玉米、高粱、大麦；大豆8378万吨；棉花123万吨；植物油770万吨；食糖291万吨；猪产品280万吨；牛肉58万吨；禽肉13万吨；乳品215万吨。可见，主要农产品中，除了蔬菜和水果之外，在粮棉油糖猪牛禽乳等方面均是净进口。
普通读者对这些数字可能没有概念。换个角度，光说大豆：进口大豆的数量，如果我国自己生产的话，按照现在单产水平，需要7亿亩土地！这比整个东北和华北耕地面积的总和还多！大豆进口一直在增加，近10年，增加了近2倍！今年上半年，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势头。
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粮食库存多，是因为进口大豆，节省了大量土地，得以种植了更多的玉米和小麦等；在此基础上，还进口了大量粮食，把一部分国内生产的粮食，打压到库存里边去了。
目前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再考虑到未来，一方面，土地会越来越少，水资源越来越少，劳动力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贵；而另一方面，人口继续不断增加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，结果肯定是需要更多、更好、更安全的农产品。稻草，每一天，每一刻，都在一根根地往上加……等到最后一根加上去压塌了的时候，再来想，就太晚了。粮食安全，是长期问题，不是短期问题，需要未雨绸缪，居安思危，更何况已有居危之端倪……这是第一个观点。
第二个观点，粮食安全，是生产问题，不是流通问题。储存的作用，就是削峰填谷，平衡丰歉。只要生产能力足，能够生产出来，谁来储存，如何储存，就都不是个事儿。欧美农业生产能力强大，所以，国家不储存，也无粮食安全之忧。既然是生产问题，就要把生产能力弄上去；这需要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地力，更需要强化农业的科技创新，把这个第一生产力做强大了。近些年，这一点已经日益取得共识；一号文件中说，要藏粮于地，藏粮于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希望这种认识，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库存太多了，要解决库存问题，才提出来的权宜之计。希望这种认识，是一种远见卓识，并且要真正落实体现到国家的财政预算上：拿出更多的钱，去提高地力，去加强科技。
第三个观点，粮食安全，不是粮食问题，而是食物问题。听起来有点绕。这是因为，粮食安全这个词，是翻译过来的；翻译失准，造成了混乱。原文是 food security ，应该翻译为食物安全（或食品保障更好，以便与food safety即食品安全相区分）。尽管翻译失准，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，也不好再改。要避免歧义，也不复杂：其他一切不变，粮食还是粮食，只是当遇到“粮食安全”一词时，脑子里边做个替换，把里边的粮食，替换为食物。本文就这样使用。
粮食安全问题，本质上是饭碗问题，是确保人人吃饱饭、吃好饭的问题。我国居民的饭碗里边，现在都装的是什么呢？据统计，城镇居民每人每年消费约80公斤粮食（大米、面粉等成品粮），60多公斤肉禽蛋鱼，170公斤蔬菜瓜果。农村居民对应的数字分别大约是120公斤、50公斤和110公斤。因此，粮食是粮食安全的基础，但绝不是全部。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，要考虑所有的食物，包括谷物、瓜果蔬菜、肉禽蛋奶。所有这些农产品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的提高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进一步说，要考虑所有的农产品；棉花不是食物，但是，如果棉花单产提高了，那就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土地，种植粮食和瓜果蔬菜等，也会促进保障粮食安全问题。
粮食安全问题，还有其他一些维度。但这里讲的三个方面，是眼下当虑之要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已经多次出现过农产品过剩问题，现在头疼的事，当年都有过；盲目的乐观，当年也有过。有的专家甚至做过预测，说到2010年以后，我国将大量出口小麦。实际情况是，2010年以来，小麦进口不断增加，最多达到550万吨。
如何既解决好眼前的过剩问题，又确保未来的粮食安全？我觉得，要让市场和政府都发挥好各自的作用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，解决眼前的供求平衡；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，解决好未来的供求平衡。即：强化未来的生产能力建设，在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方面，现在就下真功夫，用足气力。
如何看待我国的农产品贸易？
两年前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PP)12个谈判国达成基本协议，美国领导人说了句排斥中国的话。对此，有位中国专家写了篇短评，题目霸气十足：排除了中国，“全球贸易”都是笑话。
在感受了霸气之后，再仔细琢磨一下，这十三个字还有些弦外之音：全球贸易是好事；中国愿意加入全球贸易。那么，对农产品贸易，是否也是如此？我认为，大道理，也是如此；具体政策，有待完善。
加入世贸组织以来，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和进口，均快速增长。2001-2016年间，出口增加了3.5倍，进口增加了8.4倍。同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比较，农产品的出口增速低，而进口增速高。出口增长慢、进口增长快，使得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，变为净进口国。2016年，我国农产品出口730亿美元，进口1116亿美元，逆差386亿美元。
从结构上看，出口中，水产品、蔬菜、水果、畜产品为主，合计占了三分之二，分别是：水产品28%，蔬菜20%，水果10%，畜产品8%。进口中，大豆、畜产品、水产品、植物油为主，合计也约三分之二，分别是大豆30%，畜产品21%，水产品8%，植物油6%。在粮棉油糖猪牛禽乳等方面均是净进口。净进口数额大的产品主要是大豆、畜产品、粮食、植物油和棉花。而净出口数额较大的产品只有水产品和蔬菜。
总体而言，这样的变化趋势基本合理，除了粮食之外。出口方面，获益的当然是农民，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农民，蔬菜、水果和畜产品是主要出口产品，这些产品，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，单位面积的产值较高。进口方面，获益的主要是消费者，乃至整个国家。消费者获得了更多品类和优质的国外产品，例如奶粉、牛肉、葡萄酒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进口了大量的农产品原料，主要是大豆和棉花。两种产品的单产水平都很低，如果自己生产的话，需要大量的土地面积。光说现在进口的大豆数量，如果靠国内土地生产，需要7亿亩土地，而东北和华北两大地区的耕地加在一起，也才6亿多亩。靠自产，根本不可能。进口了这些产品，就相当于进口了大量的耕地和水资源，节省了我国的土地和水资源，也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——如果没有进口，会有更多的破坏生态的土地开垦。进口的棉花，是用于纺织业原料，然后再出口纺织品。而进口的大豆，榨出的豆油直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食用油需要，豆粕则用作蛋白饲料，转化出大量的肉禽蛋奶和鱼虾。同时，进口的大宗农产品，通常都是低价的，这对稳定我国食品价格，保障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，具有重要作用。
这些年听到争议和质疑比较多的，是大豆的进口。质疑的人说，进口大豆损害了东北大豆生产者的利益，使得面积大幅度减少，产量相应减少；我国大豆产量从1600万吨减少到1100万吨左右。听起来，有些道理，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因为，减少的面积，并不是撂荒了，而是转种其他粮食了，主要是玉米、小麦及水稻。农民不种大豆，转种玉米，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收益。农民们都会算简单的经济账：大豆的价格高一些，但单产太低；水稻和玉米的价格比大豆低，但是，单产高得多，远远可以抵消价格的影响，总体收入更高。
当然，有些产品的进口，是有问题的，并不合理。主要就是各种粮食，尤其是用作饲料的粮食，包括玉米、高粱、大麦等。主要原因，是国内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，没有及时随着情况变化而调整，结果导致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。进口产品在交税入关之后，还比国内产品的价格低，企业自然就愿意用进口产品。玉米有进口配额的限制，不能随意进口，而高粱、大麦、玉米DDGS和木薯干等饲料原料没有进口配额限制，关税又很低，结果就大量进口。国内玉米卖不出去，就被压到国家的仓库中去了。这个情况，实际上不是进口的问题，而是国内粮食保护价政策的问题。把粮食保护价政策改革了，这种不合理的进口，就不会发生了。
此外，我国的农产品贸易，也对总体贸易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，具有重要影响。例如，从南美国家的进口快速增长，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增长更为迅速，东盟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，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也呈现新的增长势头。
最后要说的是，中国人的饭碗，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是非常正确的。饭碗问题，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。进口，主要是起到补充性作用。我国进口最突出的，就是大豆，主要进口来源地是美洲，尤其是从南美的进口数量不断加大，早已超过了从北美的进口数量。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，风险很小。就国家贸易平衡来说，更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国农产品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，出口约为3%，进口约为7%。在和平时代，充分利用国际比较优势，适当进口一些单产低耗地多的产品如大豆和棉花等，减轻国内土地的压力，养护培植地力，恢复良好生态，于国有利，于民有利。
粮食领域要不要市场机制？
2016年春，内蒙古的一位农民被当地法院判刑1年，罪名是非法经营罪，因无证收粮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感到难以置信，可又不像是网络小编开的玩笑。
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中，明确指出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……
市场机制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，但却是有章法的手，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。配置资源的目的，是为了满足需求；因此，能够最好地满足需求的资源配置方式，就是最好的。当产品短缺的时候，供不应求，大家都抢着买，就抬高了价格；价格高了，生产者获利就增加，获利是生产者的目标；为获利更多，生产就要想办法增加生产，这就要重新配置资源……如果出现了过剩，则就会出现相反的调整过程。这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描述，真实的市场机制，比这更为细致精巧得多。例如，不仅是看产品价格，还看成本，包括机会成本——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。又如，市场也会自动产生合理的产销差价、季节差价、地区差价和质量差价等。没有市场机制，就没有优质优价，就没有质量提升，正如现在按保护价收储进来的粮食。
资源配置的过程中，涉及到千百万市场参与者，他们的责任感与政府官员也不太一样：市场参与者决策失误，损失自己的钱袋子；官员决策失误，则是另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，让政府来弄清楚千百万人的需求及其变化，并传达给千百万个生产者，再说服千百万个生产者相信并听从政府的指挥，是mission impossible。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如果政府的干预，是有先见之明，超越眼前的市场，那肯定有用。而在现实中，通常是“后见之明”，市场都变化了，政府才醒悟，再补马后炮。若干年前猪肉价格暴涨的经历，就是这样：事先没预见，涨价后手忙脚乱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急忙给母猪发补贴。其实，高涨的市场价格，已经给了农民足够的刺激，去多养母猪和育肥猪了。政府的各种“锦上添花”措施，只能是加剧了后期的市场周期波动：出现过剩，价格大跌。
那么，粮食领域是个例外吗？在粮食领域中，是否也需要市场机制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？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，而是一个现实性问题。
这个问题，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对市场机制不放心，于是，先拿认为不太重要的产品试验：先开放水果蔬菜，然后是肉禽蛋奶，最后才是粮食。这是因为，粮食在我国人民的头脑中，始终享有特殊重要的地位。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最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放在政府手上，不能轻易放给市场。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对粮食之外的其他产品，放开市场之后，政府没有再进行直接干预，这些产品越来越充足，品类越来越丰富，质量越来越优。唯有对粮食，政策不断调整、波动、反复。基本规律是：粮食少了的时候，政府就收紧政策管制；粮食多了的时候，政府就向外推放。
判农民无证收粮为犯法，法院依据的是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。这个条例是2004年出台的。那时是什么背景呢？粮食已经连续5年减产，2003年达到了最低点。于是出台了严厉措施，要把市场流通环节，都抓在政府粮食部门手上。粮食安全是生产问题，不是流通问题：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，靠控制市场流通，是不管用的。说这个道理，大家都认可；但一联系实际，道理就被忘记了。
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，也是在连续5年减产的背景下出台的。刚出台的时候，政策设计是合理的。当时，由于减产和短缺，市场粮价已经在高位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已经很高。当时制定的保护价，低于市场价格，所以并不需要实际执行。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托底的价格，给农民吃个定心丸。
后来，粮食连年增产，一直到十二连增。按说，保护价政策是怕生产不足，既然生产连着增，过剩问题都出来了，并且日益突出，那么这项政策是否就该取消了，或者，保持稳定就行了？可是，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恰恰相反，不仅没有取消，而且从2008年开始，不断提高保护价水平。结果是：粮食越来越多，保护价越来越高！那些年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，就想给农民多一些补贴。于是，最低保护价政策的主要目的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就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变成了提高农民收入。正如那一句有名的诗：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。
提高农民收入，当然是好事。但是，把好事办好，需要有好办法。价格保护政策，就提高农民收入而言，不仅效率低下，而且副作用很大；不仅国家库存耗资巨大，而且导致购销加工体系不畅，妨碍提高产品质量，消费者要支付高价等。欧美国家都走过这个弯路，现在都弃之不用了。其实，国家想拿钱补贴农民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，是直接补贴，而不是通过扭曲市场的弯弯绕办法。
内蒙古无证收粮的农民，后来被改判无罪；因为上诉再审时，个人收粮必须办证的规定修改了。
现在，是到了回头看看的时候，更到了谋划未来的时候。粮食政策改革很复杂，但已势在必行。改革的方向，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让市场定价。既然市场的手，把瓜果蔬菜、肉禽蛋奶都调节得很好，量丰质优，为什么就不能调节粮食呢？当然，政府也不是没事干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中，还要求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；政府除了干预市场，在其他很多方面，大有可为，大有作为。
市场机制下政府干什么？
2015年4月的一天，我接到报告，说中央领导同志在广西玉林市考察，表扬了我校教授的工作！领导同志看了那里的农业嘉年华，对现代农业模式表示赞赏——那是我校教授的作品。当地领导热情邀我去。到了才知道，那是当地新规划建设的一个园区，叫“五彩田园”。总面积有52平方公里，主要是浅缓的丘陵、小山坳、荒地荒坡，要规划建设成为“山水田林路、一产二产三产、生产生活生态、创意科技人文”多维度的园区。
令人感叹的，是规划建设速度。当地政府2014年4月开始规划建设，仅仅一年时间，园区的主干道路、绿化等已经初步完成，我校教授主持的农业嘉年华，成为开园的第一个项目，其他十几个项目也陆续开建中。这样的速度，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，都是难以想象的奇迹。我对当地领导说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你们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案例！
这个案例，说明了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能：规划。规划的事，市场机制是做不到的。园区里边已经开建的十几个项目，是靠市场机制。而52平方公里的规划，包括规划后的拆迁、人员安置等，只有政府做得到。这是个小型的区域规划，玉林市政府出面就做了；而全国性的各种农业发展规划，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才行。规划，是政府对区域资源特征的认识，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预测，也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立地基础。规划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曾经考察过浙江的新农村建设，两个村，一路之隔，景象截然不同：一个村，有规划，农民的住宅集中建设，不同时期的楼房新旧差别很大，但是，各种设施建设齐全，上下水、道路、绿化、垃圾收集等均备；另一村，没有规划，农民各自的楼房盖得很好，但是东一家，西一家，分散在田野中，设施建设很差，很难搞，当地干部很发愁。
在市场经济下，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另一项重要职能，是支持科技创新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有人说农业科技创新，可以靠企业；说美国的农业科技成果，企业占了半边天。这事不假，但是也要知道，企业搞的，都是能直接赚钱的，可以收取专利费的。我就见过美国大公司给加拿大农民的律师函，让他抓紧交专利费，否则就法庭见。向农民收取专利费的事，我国有哪个企业想干？想干，做得到么？还要看到，美国从事农业科技研发的企业，也就那么几个，都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，财力雄厚，目光长远，不求短期回报，投入强度很大。我曾经访问过其中的一个，他们每年投入玉米研究的美元数额，换算成人民币，比我国农业科研国家队的全部科研经费还多。我国有这样的企业吗？我国那么多的玉米育种公司，那么多玉米新品种，在我国最重要的玉米主产省，竞争不过该公司的一个玉米品种。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，我国的农业科研创新，尤其是原始性创新，还得靠农业大学和农科院两个系统。在农业科技上，国家要舍得花钱，拿出每年用于粮食储备费用的多少分之一，就行。
还有两件大事，也必须要政府管：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、食品质量安全监管。这两件事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重大的植物和动物疫病防控，光靠生产者或者企业不行，必须政府进行组织。禽流感、口蹄疫等疫病防控不好，就要发生大问题。还有造假问题，政府要通过严密监管和严厉惩罚，让生产者心存畏惧，不敢用侥幸心理去造假，这样才能实现源头上的安全。
一号文件提出要藏粮于地，这就是提高地力，尤其是进行农业土地整理，地块整理归并，修田间道路，建灌水沟渠等。这是长远大计，需要投入较多，仅仅靠农民自己也有困难。欧盟的很多国家，都长期设立土地整理项目。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、土地整治项目等，都属于这一类措施。只是，国家财政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力度，还需要不断加大。另外，也需要解决体制问题，能够进行资金整合使用。
粮食储备，当然还要有。但是，也不需太多。联合国粮农组织40多年前确定的粮食安全保障线是常年消费量的17%~18%，也就是65天左右的消费量。这是陈粮储备量，即新粮收获时还有的陈粮库存数量。国际上已经有不少专家提出争议，说这个线定得高了。储备的目的就是防灾救灾，平抑丰年歉年。我国是大国，各种灾害年年有，不是南方就北方；不同地方的丰歉，使得全国平均起来，每年之间的歉收程度，也差不了多少。因此，我国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。储备是个花钱的事，多了就是浪费。另外，17%~18%是社会储备需求，包括加工和流通企业，不是都要国家包揽下来的。
此外，政府在市场信息收集与发布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、农民培训等其他很多方面，也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职能。
最后，是补贴。政府有钱，给农民发补贴，当然是多多益善，没人反对，至少关心三农的人不会反对。但问题是，政府的钱，是有限的；政府可以花到农业上的钱，更不可能无限。因此，把政府可以花到农业上的钱，如何花得好，花得更好，需要好好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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